《光明日报》（2015年03月09日15版）

清风盈袖月满楼

北京市西城区大酱坊胡同20号，是一个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四合院。房子很旧，两边厢房的房柱已经开始微微倾斜，地面上的青砖早就破损，有的已经断裂。在这个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分配给他的院子里，吴波一住就是四十多年。

曾经担任吴波秘书的王沈京，一直清晰地记得初次走进吴波家中的情景：家具破旧，墙面的部分墙皮已开始脱落。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，给吴波从厨房端饭到房间时，曾有好几次墙皮脱落掉进了饭碗里。

当时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规定，曾给吴波安排几处较大的院子，他说自己家中人少，就挑选了这个小院。有一次，李先念去吴波家里看望他，因胡同太窄，车都开不进去。组织上几次要对这所简陋的房子进行维修，都被吴波劝阻，他一心想着“文革”后百废待兴，尽可能为国家省下每一分钱。一直到92岁，吴波行动迟缓得厉害，住平房极不方便，经过多方再三劝说，才搬进了位于万寿路的楼房。

在吴波身边工作了十多年的杨雷芳，是1993年春节到吴波家的。因他在部队学习过烹饪，把他借调到家里帮忙。临行前，战友们说，财政部部长家吃的一定都是山珍海味，你还不赶紧学习做高档菜！他看菜谱、练刀工，掌握了烹调的“十八般武艺”。然而令他意外的是，吴波家简陋的厨房里并没有大鱼大肉，只有青菜萝卜。他做的第一顿饭是肉沫炒雪里蕻、青菜炒熏干、炒油菜，一小锅豆腐清汤。几天下来，吴波家的菜色基本如此，甚至不如部队的伙食。而杨雷芳做大菜的手艺，在吴家的十多年都没怎么派上用场。

吴波经常给社会捐款。家乡的人有困难，只要给他写信，他就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救济父老乡亲。他的几任秘书都有一份记录着他要接济的困难同志和亲朋的名单，每个月，秘书都会按这份名单逐个把钱寄出去。吴波过去的一个司机碰上了困难，从农村老家来到财政部找吴波。吴波当即接见，之后拿了个条子，叮嘱秘书给他寄去100元钱。司机泪流满面，用这笔救命钱给孩子看好了病。

吴波逝世后，留下的存款仅有5万余元，除去丧葬的费用，几乎没有什么剩余。就连他生前住过的房子，也在他“走”后交还给国家，留给几个孩子的不过是几大柜子书籍。

他像一支蜡烛，燃烧着自己，照亮了别人。原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这样评价吴波：凡是能给予他人和社会的，他都毫无保留地奉献；凡是他人或社会给予他的，他也毫不犹豫地回报给了社会。

一生愿做普通人

吴波一直把自己看作普通人，没有讲究待遇、官级的习惯，这种习惯从延安带到了北京。

三年困难时期，粮食紧缺，物资匮乏，全国出现饥荒。国家照顾高级领导干部，给他们发了“供应卡”，可以买一点紧缺食品。吴波不要特殊照顾，把“供应卡”锁在柜子里，偶尔用一次，也是因为来了重要客人。不了解吴波的人，以为吴波忍饥挨饿是跟自己过不去，是太“左”。而了解吴波的人知道，他看到老百姓都在挨饿，不愿搞特殊，吃苦要与大家一起吃。这是一位人民的儿子最为质朴的情怀。

1959年夏天，吴波到北京郊区卢沟桥公社参加劳动一个月，生活条件艰苦，他不告诉别人自己的身份，也不提生活上的任何要求，和社员过着完全一样的生活。谁也不知道他是多大的官，都亲切地叫他“吴老头儿”。

吴波不讲究待遇，不坐豪华车，如果路程比较近，时间宽裕他会选择步行。他对家里人要求很严，他告诉家人，家人没有享受公车的特权。他的夫人邸力，腿脚患有严重的风湿病，合同医院离家很远，上医院看病也是自己坐公交车或出租车去。“有一次吴老夫人染上急病，需要马上送医院，吴老仍然坚持不用公车送。对此吴老夫人也十分赞同，最后还是让自己离休的单位北京电影学院派车去了一趟医院。”吴波生前的秘书陈纪详回忆道。不讲待遇的背后，是吴波朴素的平等意识、平民意识。

吴波因公外出，总是强调轻车简从，不准接待单位迎来送往，不准搞吃喝招待。

1978年春天，吴波带着税务调查组来到江苏省无锡市。星期天，他提议去太湖看看，正要出发时，副省长、财政厅厅长和无锡市的书记、市长等都来了，吴波严肃地对大家说：“今天是星期日，谁家没有一点大事小情，你们何必再陪我们去逛太湖呢？我的意见，今天一个人陪我们去就行，人多了我有意见。”

吴波在财政部任职期间，常出差路过安徽，却从不下车。即使有到安徽出差的任务，他都让给其他的副部长。吴波不是无情，他有意回避老乡关系，刻意坚守清廉正派是他的底线，而尽量不打扰地方的同志，不闹出“动静”，也是他的为人原则。吴波的简单、质朴，让地方的同志虽然不太适应，但感到接待吴波省心、省力，也让人觉得温馨和感动。

“躲寿”，是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对吴波记忆极深的一件事。1986年，吴波80大寿。王丙乾建议由他和几位副部长每人拿点钱，凑份子给吴波祝寿，吴波坚决不同意。项怀诚说，到生日那一天，吴波竟然早早就让司机开车到西郊去了。“据说在公园里躲了大半天。”吴波实在不愿意让大家费钱财、花时间，在他看来，生活过得清清淡淡，同事来往朴素简单，才是“真”，这些“热闹”和礼节，都是多余的。

接触过吴波的人，都知道吴波和他的家人都是不收礼的，这是他铁的规矩，谁也不得破。到吴波办公室拜访的人，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，见他必须两手空空。吴波以周总理为榜样，他常说，做领导工作己不正何以正人！

吴波不仅是一位财政部长，也是一位最平凡不过的慈祥老头儿。

王沈京永远也忘不了当年吴波送别他的眼神。组织上安排他到另一个岗位工作，那日，他到吴波家向他道别。吴波亲自将他送到大门口，还让夫人邸老送他到胡同口。那饱含深情的慈爱眼神，让王沈京刻骨铭心。在吴波身边的工作人员走了一拨又一拨，无论是秘书、司机，谈起吴波，无不对他的质朴情感和平民之风肃然起敬。

曾为吴波烧锅炉的师傅老宋，一次来北京看望吴波，吴波很高兴，中午留下老宋在家里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老宋万分忐忑，不敢和吴波同桌坐下。吴波亲切地说，我们都是平等的。

吴波年岁大了，每逢需要理发，秘书都想让理发师来家里。可吴波不答应，怕给人添麻烦，非要亲自去财政部的理发室。

父有所行，子必效之

人们不会想到，财政部长家的几个孩子，都是从最基层干起，有两个甚至在非常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。“路要靠自己走，不能依靠父母。”吴波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。

吴波的儿子吴本宁受了父亲“淡泊名利”和“志在为国”思想的深刻影响，大学毕业后同几个高干子弟一起，申请去条件艰苦的甘肃工作。吴波说：“既决定去，就不能中途当逃兵，要在那里安家落户。到下边不能摆高干子弟的架子，要和群众打成一片。凡是我在甘肃的熟人，你都不能去找。”五个同去的人，最后只有他一直留在了甘肃舟曲。40多年里，他一次次地从饥饿、泥石流、车祸中死里逃生，后来凭自己努力，当上了舟曲县公安局副局长，成为公安系统的先进工作者，实现了一生支边的承诺。

另一个儿子吴威立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作。“文革”结束后有人想调他去机关工作，都被吴波谢绝了。后来他经推荐被组织调到了国家机械委员会工作，1987年政府机构调整，组织上拟安排他到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作，当时归财政部领导，吴波知道后为避嫌，坚决不同意。吴威立回忆说，父亲对子女一直严格。记得大学入学时需要买一些学习用品，他作了个预算是98元，妈妈建议给他100元，但爸爸硬是不同意。平日父亲总在忙着工作，和他交流不多，但父亲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教育他，感染他。

幼子吴本立1958年从部队转业，自愿报名到北大荒参加建设，一头扎到了这片黑色的田野里，成为一名出色的拖拉机手。一次，他开的拖拉机因超负荷作业出了故障，被批判破坏生产机械。委屈中，他跟谁也不想说话，连续三个月没给父亲写信。吴波不放心，忍不住打电话到农场了解情况，农场的领导根本不知道谁是吴本立，最后在基层的生产队找到他时，他正在田野干活，满身是土。后来吴本立因为上过大学，被场里选中当了老师，又经同事介绍，调到了南京审计学院工作。在随后的几十年教师生涯中，吴本立兢兢业业，被评为江苏省高教系统的模范党员。

吴波始终记得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说过的一段话：我们的领导干部，首先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与会的人，都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。不要造出一批少爷。……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。……对于干部子女，要求高，责备严是应该的。

吴波从来不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谋取任何产业、福利。就像他所说的：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，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。吴波给组织写过两份遗嘱，提出将他生前住过的房子在他“走”后交还给国家。遗嘱上，儿子们的签名赫然在目。

2005年2月20日，吴波平静地走完了99年的人生。2月25日上午，家人在八宝山送走了吴波。办完父亲丧事的吴威立，挂念着父亲的遗愿，又写了一份《交房申请》，请父亲的秘书送到了财政部，表示“我父亲交房是个人的意愿，不是国家所提倡的事，因此也不要宣扬。我们兄弟都已买下了本单位分配的住房。代父亲上交这两套住房，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，完成他的遗愿”。

不沾一“尘”地来，不沾一“尘”地去，让自己的灵魂不染尘灰，这是吴波追求的人生境界。儿子们帮吴波实现了他的人生夙愿。

   （本报记者 赵玙 杨亮 饶翔）